林鸿英

我老伴的外甥女罗燕芳，1949年还在娘胎中，父亲就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她出生后与母亲相依为命，苦苦等待父亲的归来。等到了八十年代初，两岸关系稍有松动时，她就通过在香港的姑母与她在台湾的父亲取得了联系。于是，在1982年，她母亲带着她到香港与父亲见了面。原本是欣喜的事情，却给她母亲更大的痛苦——父亲在台湾早已再婚成家。抑郁的母亲从香港回来后就患上了乳腺癌，三年后就过世了。

燕芳从香港回到内地后，对香港的经济繁荣和富裕的生活羡慕不已。母亲去世后，她孤独一身又很想与父亲重见，因而动了移居香港的念头。虽然她当时在武汉已是某冶金设计院的一位技术员，单位分给了两室一厅的楼房，她仍在所不惜，毅然办理了移居手续。

到了香港，她到一家服装加工厂当了工人，住进了工人宿舍，成了打工一族，应该算是底层工人。但在当时，她的工资收入与内地相比还是高出了一大截。回内地探亲时，她很是风光，给表兄妹们带回来五颜六色的时装、太阳镜、录音机、照相机等，出手甚是大方。后来，她在香港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1987年，她的二舅也就是我的老伴，还有四舅在香港与她台湾的三舅见面，都是她安排接待的。我老伴去世后，在1992年，她又邀请我去香港散散心，也是住在她家，对我十分照顾。她虽生活在香港底层，但那时候物质生活还是比内地高出一截，他们丢弃的垃圾有些可以捡回来再消费。我在香港探亲的一个月里，外出时肚子饿了也不敢买吃的，那里的一碗白米粥就要港币8元，而我那时的退休金每月也只有110多元。当时香港的最低工资是每月1500元港币，有技术的建筑工人每月工资能达到10000多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连年攀升，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丰衣足食，出境游已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安排，消费能力也高得吓坏当地人。

生活在香港的燕芳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相比，已经失去了优势。首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干不过年轻的工人了，工资不可能有更多的增加，其次是家庭分裂，与丈夫离婚后失去了经济的支撑，生活水平也明显地降了下来。有一次，我儿子路过香港去看她，她蜗居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楼房里，因身体不好只能在就近的废品回收站工作，月收入只有五六千元，尚可维持生活。以往过春节都是她来电话给我拜年，说香港的电话费比内地便宜。近两年她不来电话了，我们感觉到她是不是生活有困难了。今年除夕，我儿子打电话过去问她能否视频通话，她说可以。只见她满头白发，穿着一件黑色棉外套，两手拢在衣袖内，我问她在室内怎么还穿着棉外衣，她说香港今年特别冷，我说你室内不是有空调吗？她说空调只有冷风没有热风。我问她吃过年夜饭没有，她说叫了两份外卖，跟儿子一起吃过了。问她为什么过年不自己做一点儿，她说室内冷得伸不出手，另外身体也不好。去年住院做了腰椎手术还未完全恢复，行动不便，工作也干不了啦，靠每月2000多元的社保金生活。听她讲完这番话，我的心酸楚楚的，差点儿没掉下眼泪。我说你的情况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好，完全可以帮助你，我现在就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她说不要，不要，一定不要，就把电话断了。

我说话算话，通过微信给她打过去5000元，她没有反应，没收钱。我边看电视边想，我给她钱她说不要，是不是触动了她的隐痛？伤了她的自尊。雪中送炭这本是我们家的家风，她应该理解，况且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她应该接受呀。

第二天晚上（正月初一），微信把给燕芳的钱原封退了回来。我心愿未了，于是要儿子想法把钱给燕芳送去。儿子说这好办，深圳有一个亲戚，把钱打给她，请她把钱送给燕芳姐。又过了***，燕芳来电话了，说钱收到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心才踏实下来。内地的亲人终于让她得到了一丝温暖。

我的心虽然踏实了，但这让我思绪未断，除夕夜与燕芳的对话印象太深了。我们的生活与燕芳的处境反差实在太大了。我们这边红红火火，喜气洋洋，暖气烧得烫手，商品琳琅满目，食品五花八门，年夜饭吃火锅有十几种菜肴，吃完饭看着春晚节目，茶桌上又摆满了水果、糖果、干果。她那边却冷冷清清，室内冷得伸不出手，年夜饭竟然简简单单只吃了一份盒饭。这么大的反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三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但平时感觉普普通通，并不新奇，与燕芳的生活一比才感觉到我们是太幸福了。这正中了一句俗话“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展望未来，我们的***前程似锦，百年奋斗的中国梦——强国富民已经实现，待到2020年，全国全面实现小康，消灭贫穷，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将会更上一层楼。多美好的生活啊！我充满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