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赞勋

随着医改的进展，***对卫生费用的投入增加。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确实有所缓解。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统计数字显示，个人医疗费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三年前的30.5%，降***2011年的24%，城乡个人负担比例较三年前平均下降20%。据近日北京市人保局发布，城镇居民住院医疗费报销70%，最高报销限制为17万元，超出报销比例限额部分则要个人负担。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莎拉·巴伯为首的一些专家发表的文章说，研究了中国政府牵头进行的数次调查得出的数据：医保覆盖率从2003年的29.7%，上升***2011年的95.7%，覆盖大约12.8亿人。医保报销的住院医疗费用的平均比例，从2003年的14.4%快速上升***2011年的46.9%，病人仍不得不承担半数费用。文章说，更令人担忧的是2011年面临“灾难性”医疗费用的中国人多达1.73亿，占中国人口的12.9%，这些人很可能因病致贫。以上说明，看病贵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如何破解“看病贵”问题，一直都是近几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代表、委员们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有些地方还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如神木县在时任该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的领导下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使全县居民“看病难”问题得到解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该县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也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认为值得推广。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写了《神木模式可复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辉说，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每人每年332元，全国都按神木的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的话，4300亿就够了，而我国每年有7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只能说，“有了钱不会花”。然而，神木模式***今未予推广，成名于神木免费医疗改革的郭宝成却被上级以给当地“捅娄子”、“抹黑”而调职，岂非怪事？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文章说，继神木之后，桑植探索破解农民“看病贵”难题，而桑植是个穷县，从1984年起就一直被列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去年财政收入才2.0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3021元，只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一半稍多点。就是这样一个穷地方，竟解决了全国很多富地方都头疼不已的农民“看病贵”问题。他们的主要做法：一是以新农合制度为基础，通过制定有关住院报销的实施细则，参合农民只要缴纳150元，基本医疗费用就全报销，让农民看得起病，愿意看病；二是乡镇卫生院回归公益性，改变以药养医和盈利冲动。对药品实行零售价：医院收取的门诊费、检查费和手术费等，由物价部门严控，其收入交卫生局的专用账户保管，医院所需费用先打报告审批；***于医务人员的待遇和收入，则从政府的财政和新农合的资金中直接支出。到目前为止，县财政为此已支出800万元，地方财政没花多少钱，就建立了维护医疗公益性的新制度，破解了这一难题。文章认为，这很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我认为，如果认为神木免费医疗是在雄厚财力基础上建立的，桑植是穷县，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不能不说，难能可贵，桑植能够做到，其他地方，也应该能做到。

党的十七大制定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明确要求，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我认为，我们有提前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雄厚的财力，完全具备全民实现免费医疗的条件。

据去年3月外媒报道，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说，假如中国将每年GDP的1.5%—2%（约7000—94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就能够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医疗。比神木全民医疗的费用约高。

我们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用于民生的重点——医疗事业上。如：年终突击花钱，成为政府常态。据《中国老年》杂志第5期刊登：年末的一个月中，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2011年，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文章认为，年末的政府机构花钱已经是普遍现象。确切地讲，这已经不是花钱，而是糟践财富，是败家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是数以千万乃***上亿的贫困人口需要救济，很多需要钱的民生问题有待解决。

该刊还登有“中国官员知多少”一文，文章说“衡量政府规模的国际通用标准是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数***都是5%左右，德国、日本、埃及都在3%以内，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只有约10%，而我国却接近40%，高出很多。而用于医疗、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支出，我国只占2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50—60%相差甚远。”

另据《经济观察报》刊登《国库的秘密》一文，文章说，从2003年以来，中国国库的现金余额，以年均37%的速度在增长，国库余额的库存来源于每年政府的超收收入。从2000年到2011年的12年间，中国公共预算超收收入总额为5万亿元，但只有1000亿元弥补赤字，结转到第二年的不到8000亿元，其余4万亿均在当年增加支出。于是，每年年末都出现花钱赶进度。据文章作者发现，到2011年12月31日，国库余额还有2.3万亿元。这是近年国库的一个普遍现象。

把“维稳”的钱，用在民生上更能“维稳”。据201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刊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的文章说“为加强社会管理，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文章认为，作为执政者，当然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用高压来“维稳”，恰恰是加剧矛盾，可以说是“抱薪救火”，在给更猛烈的爆发制造条件。我认为把“维稳”的钱，用在民生上，包括医疗、社保上，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会获得民心，从而达到“维稳”目的。

据《中国老年报》杂志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教授戴勀戎说：“全世界有两百多个***。看病要付钱只有二十几个***，其他的***看病都是不要钱。”看来，我国是这二十几个***之一，不但要付钱，而且还付不起。几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是社会主义***，人民是***的主人，而破解看病贵的问题，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利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延长预期寿命，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衍和发展，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且我们完全具备免费医疗的条件，何乐而不为呢？